第222章 隋(第2页)
开凿驰道
大业三年（607年），隋炀帝巡视北方时，征调北方人民经太行山开凿驰道达并州（今山西省太原市），并向附属的突厥启民可汗要求突厥民众协助开凿驰道。 [38]
修筑长城
隋文帝时期，在朔方、灵武等地修筑长城。大业四年（608年），隋炀帝出巡榆林动员壮丁百余万人，于榆林至紫河（今内蒙古、山西一带）开筑长城以保护突厥启民可汗。 [39] [40]
外国来朝
大业五年（609年），隋炀帝西巡，到达焉支山后召开了一场“万国博览会”， [41]会上吐屯设向炀帝献地数千里，炀帝大悦，以之置西海、河源、鄯善、且末四郡，调发戍卒，大兴屯田。此时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，县一千二百五十五，户八百九十万有奇。东西九千三百里，南北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。《资治通鉴》评价：“隋氏之盛，极于此矣。” [42] [43]
危机四伏
参见：隋末民变、瓦岗寨起义
然而由于隋炀帝急功好利，刚愎自用，不体恤下情，这些对经济和民生造成了破坏，激化了社会矛盾。徭役繁重，刑法残酷，以及穷兵黩武、纷繁的对外战争，例如大业八年（612年）到大业十年（614年）的三征高句丽，更成为隋末农民起义爆发的直接原因。各地区也纷纷出现了水灾、旱灾和瘟疫，老百姓到了“人相食”得地步。但与此同时，隋炀帝还三下江南，六巡塞北，耗尽了民力。政治腐败，“官吏贪残，因缘侵渔”，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，反抗已经不可避免了，最终引起隋末危机。 [31]
大业七年（611年），山东、河南大水成灾，漂没四十余郡，王薄率众于长白山（今山东省邹平县）发动叛变，抵制隋炀帝三征高句丽，唱出着名的《无向辽东浪死歌》。当时民变范围大多集中在山东地区，不久被隋军镇压。大业九年（613年），刘元进据吴郡，自称天子，向海明也在扶风称帝，但他们没坚持多久，同年就被剿灭。直到杨素的儿子杨玄感于黎阳（今河南省浚县）举兵起义，达官子弟踊跃参加，带动全国各地纷纷发动叛变，隋朝统治集团也开始分裂。 [46]
瓦岗寨起义旧址
河南有翟让、李密的瓦岗起义军。大业十二年（616年），翟让在李密建议下，攻破要塞金堤关（今河南省荥阳市），打下荥阳诸县。义宁元年（617年），瓦岗军又攻破距都城洛阳的粮库兴洛仓。由于李密擅长作战，翟让让位给他。李密自封魏公，国号魏，以洛阳洛口为根据地。随后占领回洛仓，直逼都城洛阳城下，然而内部猜忌使得李密杀翟让等人，最后投降越王杨侗。 [47]
河北有窦建德的起义军，大业十二年（616年），窦建德领导河北叛军转战河北各地，占据河北冀州部分地区，两年后自封夏王。与此同时高昙晟、高开道也在河北的怀戎、渔阳割据。江淮地区以杜伏威、辅公祏较强。大业九年（613年），两人在齐郡（今属山东省）举兵叛乱，随后南下江南。大业十三年（617年），占领高邮，切断江都（今江苏省扬州市）与北方的联系。杜伏威自称总管，以辅公祏为长史。 [45]
土崩瓦解
参见：江都之变、李渊
隋炀帝陵
隋朝在此局势下迅速土崩瓦解。早在616年，隋炀帝命越王杨侗留守东都洛阳，自己率众前往江都。他下令筑丹阳宫，计划迁都丹阳（今江苏省南京市）。跟随他的大臣卫士多是关中和中原人，不愿意长居江南，加上江都粮尽，人人都想逃回中原。大业十四年（618年）4月11日，宇文化及、司马德戡与裴虔通等人发动兵变，杀隋炀帝，拥立隋炀帝侄子杨浩为帝。 [48]不久宇文化及又杀杨浩自行称帝，国号许，年号天寿，设置百官。 [173]隔年被唐将李神通与夏王窦建德联合剿灭。
大业十三年（617年）5月，太原留守、唐国公李渊于晋阳起兵，十一月占领长安，拥立隋炀帝第三个孙子代王杨侑为帝，改元义宁，即隋恭帝。李渊自任丞相，进封唐王。 [49]
大业十四年（618年）6月12日，李渊逼迫隋恭帝禅位，6月18日，李渊正式称帝，国号唐，建立唐朝，是为唐高祖。 [50]洛阳都城留守“七贵”在得知隋炀帝死讯后于6月22日拥立隋炀帝次孙越王杨侗为帝，改元皇泰，即隋末帝，次年（619年）5月23日，王世充废黜杨侗，两个月后弑之，隋朝亡。唐并之崛起。
疆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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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见：隋朝行政区划
范围
隋灭陈后，疆域东起辽河、北抵大漠、西至敦煌、南据交趾，大业元年（605年）又吞并林邑 [51]，不久林邑复国 [52]，大业五年（609年）时隋朝一度吞并吐谷浑 [53]、伊吾 [54]，全国共有郡一百九十，县一千二百五十五，户八百九十万有余。西到且末，北到五原，东西九千三百里，南北一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，国势号称极盛。 [177]
行政区划
隋朝行政区划有两次重大变化。隋代地方上分为州、郡、县三级，隋文帝基本统一天下后，鉴于从东汉末年开始的州郡县三级制已经混乱不堪，废除天下郡置，改为州县二级制，以州直接统县，隋炀帝时又改州为郡。隋炀帝继位后，不久将所有的州改为郡，实行郡县二级制，全国190个郡，1255个县。隋朝州的长官每年年底都要进京述职，称为朝集使。朝廷则派司隶台官员或别使巡查省地方。 [55] [174]
江都（扬州）、余杭（杭州）、巴陵（岳阳）、新安（歙县）、彭城（徐州）大致位置，并不完全重合，仅作参考。
行政区划
地区
城市
古雍州地
京兆、冯翊、扶风、安定、北地、上郡、雕阴、延安、弘化、平凉、朔方、盐川、灵武、榆林、五原、天水、陇西、金城、抱罕、浇河、西平、武威、张掖、敦煌、鄯善、且末、西海、河源
古豫州地
河南（洛阳）、荥阳、梁郡（商丘）、谯郡、济阴、襄城、颍川、汝南、淮阳、汝阴、上洛、弘农、浙阳、南阳、清阳、淮安
古梁州地
汉川、西城、房陵、清化、通川、宕渠、汉阳、临洮、宕昌、武都、同昌、河池、顺政、义城、平武、汶山、普安、金山、新城、巴西、遂宁、涪陵、巴郡、巴东、蜀郡、临邛、眉山、降山、资阳、牂牁、黔安
古兖州地
东郡、东平、济北、武阳、渤海
古冀州地
信都、清河、魏郡、汲郡、河内、长平、上党、河东、绛郡、文城、临汾、龙泉、西河、离石、雁门、马邑、定襄、楼烦、太原、襄国、武安、赵郡、恒山、博陵、河间、涿郡、上谷、渔阳、北平、安乐、辽西
古徐州地
彭城、鲁郡、琅邪、东海、下邳
古青州地
齐郡、北海、东莱、高密、文登
古荆州地
南郡、夷陵、竟陵、沔阳、沅陵、武陵、清江、襄阳、春陵、汉东、安陆、永安、义阳、九江、江夏、澧阳、巴陵、长沙、衡山、桂阳、零陵、熙平
古扬州地
江都、钟离、淮南、弋阳、蕲春、庐江、同安、历阳、丹阳、宣城、毗陵、吴郡，会稽、余杭、新安、东阳，永嘉、建安、遂安、鄱阳、临川、庐陵、南康、宜春、豫章、南海、龙川、义安、高凉、信安、永熙、苍梧、始安、永平、郁林、合浦、珠崖、宁越、交趾、九真、日南、比景、海阴、林邑
政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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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
参见：五省六曹制、隋朝官制
隋文帝即位后，废除北周附会《周礼》六官所建立的官制，代之以新的职官制度：“置三师、三公及尚书、门下、内史、秘书、内侍等省，御史台、太常、光禄、卫尉、宗正、太仆、大理、鸿胪、司农、太府、国子、将作等监，左右卫、左右武卫等府” [56]，以强化中央集权和恢复汉族王朝官制的传统。
三省六部制
隋朝的中央官制为“五省六曹制”，五省包括内史省、门下省、尚书省、秘书省和内侍省。其中秘书省掌书籍历法,内侍省则是专门的宦官机构，两省较少涉及国家政务；实际的中央行政机关为内史、门下、尚书三省。尚书省下设吏、度、支、礼、兵、都官、工六曹。唐朝仿此而设立三省六部制。 [183]
三师、三公虽然地位崇高位居一品但实际上只是荣誉。隋代尚书省的地位很高，《隋书·百官志》说“尚书省，事无不总”，反映了它作为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的地位与权力。 [174]
隋炀帝围绕封爵勋官制度而推行的政治改革，势在打破北周宇文泰以来实施的“关中本位政策”，通过限制、削弱关陇集团的势力和影响，以整饬吏政，加强了中央集权，扩大了统治的社会基础。但其政治改革的方案未尽成熟及过急的推进，未能与建立民生顺遂、团结安定的政治局面相结合起来，最终爆发严重的统治危机。 [58]
科举
南北朝时期为了选拔有用人才已萌生出“举明经”等科举制度，但是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仍然继续实施。开皇七年（587年），隋文帝正式设立分科考试制度，取代九品中正制，自此选官不问门第。科举制度初期设诸州岁贡，规定各州每年向中央选送三人，参加秀才与明经科的考试，大业二年（606年），隋炀帝增设进士科，科举制度正式形成。当时秀才试方略、进士试时务策、明经试经术，形成一套完整的国家分科选才制度。 [59]
当时以明经最为高级，进士试居次。当时选士制度只称为秀才科，与唐之科举仍有一段距离。秀才科可谓科举的开端，亦为不完善的考试制度，对实际取士作用不大，但已改变了门第垄断官职的局面。科举制度顺应了历代庶族地主在政治上得到应有的地位的要求，缓和了他们和朝廷的矛盾，使他们忠心拥戴中央，有利于选拔人才，增强政治效率，对中央集权的巩固起了积极的作用。 [59]
法律
北周律法有时松，有时严，不好掌握，导致刑罚混乱。隋文帝即位后，于开皇元年（581）命高颎等人参考北齐、北周等旧律，制定法律。开皇三年（583年），又让苏威等人加以修订，完成了《开皇律》。《开皇律》以北齐《河清律》为底本、参考北周和南朝梁的律典，简化律文，博取南北法律优点而成。史称“刑网简要，疏而不失” [60]，规定对十恶者要严惩不贷。《开皇律》分十二卷，500条，刑罚分为：死刑、流刑、徒刑、杖刑、笞刑五种二十等。废除了鞭刑、枭首、裂刑等酷刑，是唐代及其以后各代法典的基础。 [61]
军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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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见：隋朝军制、府兵制
部队建制
军事制度方面，隋朝分置诸卫，统率军府宿卫的制度源自西魏北周时的十二大将军制，设置司卫、司武官，统率府兵宿卫宫禁；又有武侯府统率府兵巡警京城，各置上大夫。隋初沿北周之制，隋文帝设置中央管理机关为十二卫，此即十六卫的前身。十二卫分为左右翊卫、左右骁骑卫、左右武卫、左右屯卫、左右候卫和左右御卫。十二卫负责戍卫与征战，戍卫分为内卫与外卫。有战事时，皇帝诏命行军元帅或行军总管为战时指挥官，组成作战组织。例如隋灭陈之战因为战区较大，行军元帅有隋炀帝、杨俊及杨素，由隋炀帝统一调度。
隋朝军服复原图
大业三年（607年）隋炀帝将十二卫扩充成卫统府的制度，这是为了扩张军事力量、加强中央侍卫力量以及分散诸将权力 [111]。卫统府有十二卫四府，合称十六卫或十六府。新成立的四府分别为：左右备身府和左右监门府。十二卫负责统领府兵与宿卫京城；四府不统府兵，左右备身府负责侍卫皇帝；左右监门府分掌宫殿门禁。十二卫率领外军，属于左右翊卫的骁骑卫军、左右骁卫的豹骑军、左右武卫的熊渠军、左右屯卫的羽林军、左右御卫的射声军和属左右候卫的佽飞军。左右翊卫兼领内军。内军指左右翊卫的亲、勋、翊三卫统辖的五军府和另属东宫的三卫三府之兵，均由达官子弟担任 [112]。
隋文帝对府兵制也有所改革。将北周官职品级制度和文臣武将都纳入同一个等级系统内。开皇十年（590年）颁布关于将军户编入民户的命令，军人除了自己本身军籍，还可以同家属列入当地户籍，按均田制授田，免除租庸调，并按规定轮番到京城宿卫，或执行其它任务。这个命令减轻中央朝廷经济负担，并且使军人能够和家属同住，也扩大朝廷兵源，堪称兵农合一。 [113]
军事区域
隋文帝将全国各地区划划分为若干军事区域，设总管负责该地区军事，平时备边防患，战时奉命出征。总管下设总管府，分上中下三等。另外尚有四大总管：晋王杨广镇并州、秦王杨俊镇扬州、蜀王杨秀镇益州、韦世康镇荆州。隋朝共设有三十至五十多个总管，以长安为中心分为东西南北四大军区，驻守天下诸州以抵御外患。并且以北部边疆地区为重点，镇守要害。军区共有：北及西北八府，主要防御突厥汗国；东北七府，防御突厥汗国和契丹；中西部八府，拱卫畿辅，扼守江源；东南九府，守南方形胜险固之地；另有防御吐谷浑的叠州，镇爨族之南宁；之后又增加遂、泸二府以防备当时的西南各部落。后来唐朝也继承这种做法，并且发展成“道”的军区或监察。
经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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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业
参见：租庸调制、均田制
领均田令
隋朝推行均田制，整顿户籍。实行了“大索貌阅法”要求官吏经常检查人口，根据相貌来检查户口，使编户大增。和实行“输籍定样”在第一个的基础上确定户口数，编制“定簿”，以此为依据来收取赋税。
设置粮仓
隋朝在各地都修建了许多粮仓，其中着名的有兴洛仓，回洛仓，常平仓，黎阳仓、广通仓等。存储粮食皆在百万石以上。唐朝初年监察御史马周对唐太宗说：“隋家储洛口，而李密因之；西京府库，亦为国家之用，至 今未尽。”隋朝已灭亡了20年，隋文帝已经死了33年，可那时的粮食布帛还未用完。1969年，在洛阳出土了一座隋朝粮仓——含嘉仓遗址。面积达45万多平方米，内探出259个粮窖。其中还有一个粮窖还留有已经炭化的谷子50万斤。由此可见的隋朝的富裕与强盛。 [156]
手工业
纺织业
隋代兽纹铸字铜镜
隋朝仓储布帛动辄数千万匹，说明当时纺织业是相当发达的。何北、山东历来是纺织业中心。北齐曾在定州（河北定县）设置绸绫局。相州的丝织品“雕刻之工，特云精妙，士女被服，咸以奢丽相高”。相州刺史豆卢通贡绫纹布，隋文帝看了觉得太精致了，命焚之于朝堂，表示不提倡生产这类细绫。而青州（山东青州）自古就有“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，号为冠带衣履天下”之称。隋代四川的织锦业，仍保持着全国先进水平，蜀郡“人多工巧，绫锦雕镂之妙，殆侔于上国”。麻布的纺织方面，在豫章郡“亦有夜浣纱而旦成布者，俗呼为鸡鸣布”。 [162]
瓷器业
隋代是中国瓷器生产技术的重要发展阶段。其突出的表现是，在河南安阳、陕西西安的墓葬中出土了一批白釉瓷。沼帔白瓷，胎质坚硬，色泽晶莹，造型生动美观，这是中国较早出现的白瓷。隋代青釉瓷器的生产则更广泛，在河北、河南、陕西、安徽以及江南各地皆有青瓷出土，并发现了多处隋代窑址，江南为手工业发达地区。隋朝瓷器的发展也带动了当时经济的发展。
隋代青瓷的烧造技术有了进一步提高，选料比较精细，捏练技术有所改进，使瓷土得到较好溶解，胶体物质增加，胎体较薄，烧造过程中变形和损坏率有所降低。安阳出土的开皇十四年（594年）张盛墓和仁寿三年（603年）卜仁慕中，有许多生活用具、俑群和明器等，是用青瓷烧造的，代表了当时青瓷的发展水平。白瓷的烧造技术在隋代也有突出的进步。隋代工匠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，掌握了提炼或控制胎料和釉料中铁的成分的方法，因此烧造出色调比较稳定的白瓷。在西安出土的大业四年（608年）李静训墓、大业六年姬威墓以及张盛墓中就有近百件白釉瓷器，这批白瓷，胎质坚硬，色泽晶莹，造型生动美观。 [162]
造船业
杨素所督造的五牙大战船，船上有五层楼，高百余尺，左右前后设置六个拍竿，高50尺，可以拍击敌船。炀帝游江都时所乘的船，种类很多，有龙舟、翔螭、浮景、漾彩、朱鸟、苍螭、白虎等。其中尤以龙舟制作最精，高 45 尺，阔 50 尺，长 200 尺；船身分为四层，上层有正殿、内殿和东西朝堂，中间两层有 120 个房间。这些船都“饰以丹粉，装以金碧珠翠，雕刻奇丽”，可见制作技术是很高的。 [162]
商业
货币
隋五铢钱币
南、北两朝，钱币轻重极为紊乱。南陈有五铢、六铢、鹅眼等钱，岭南诸州用盐米布交易，都不用钱。北齐有常平五铢钱，制造甚精，但市上盛行私铸钱，种类繁杂。北周有永通万国、五行大布、五铢三种钱币，与齐旧钱杂用。河西诸郡也用西域金银钱，官不禁止。大抵各地方都有私铸钱，朝廷法定的钱币只算是各种钱币中的一种。隋文帝即位，力求钱币统一，新铸一种五铢钱，各市都置样钱，不合样的钱不许入市，世称“隋五铢”。前朝旧钱一律废除。585年，新五铢钱通行全国，百姓称便。灭陈以后，陆续在扬州（治江都，江苏扬州）立五炉，在鄂州（治江夏，湖北武汉市）立十炉，在益州（治成都，四川成都市）立五炉，依定样铸钱。隋文帝刑法严厉，不许私铸钱流行，基本上保持钱币的统一。隋炀帝时，私铸钱又盛行，一千钱只重二斤，后来只重一斤，甚至翦铁片、裁皮革、糊纸钱混入铜钱中使用。钱贱物贵，币制大乱，一直乱到亡国。 [176]
城镇
商业的繁荣由于政治上的统一，全国市场扩大，特别是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，商业贸易也出现了繁荣景象。东西两京是当时最大的商业都市，也是国际贸易的重要城市。西京长安有东西两市：东市名都会，西市名利人。因为是国都所在，所以城内“俗具五方，人物混淆，华戎杂错”。不少居民“去农从商，争朝夕之利；游手为事，竞锥刀之末”。东都洛阳有三市：东市名丰都，南市名大同，北市名通远。通远市“二十门，分路入市，市东合漕渠。市周六里，其内郡国舟船，舳舻万计”。丰都市“周八里，通门十二，其内一百二十行，三千余肆……市四壁有四百余店，重楼延阁，互相临映，招致商旅，珍奇山积”。少数民族和外国商人纷纷要求入丰都市交易，得到炀帝的允许，于是“先命整饰店肆……胡客或过酒食店，悉令邀延就坐，醉饱而散，不取其直，给之曰：中国丰饶，酒食例不取直。胡客皆惊叹。其黠者颇觉之，见以缯帛缠树，曰：中国亦有贫者，衣不盖形，何如以此物与之，缠树何为?市人惭不能答”。这一记载反映了在商业繁荣背后的虚伪和社会的不公平。 [163]
此外，四川的蜀郡，江南的宣城、毗陵、吴郡、会稽、余杭、东阳等郡，以及南海、豫章、荆州、蔡州、岐州等都是当时着名的商业城市。 [162]
外贸
隋朝的对外贸易，主要有西北陆上和东南海上两路，而西北陆上贸易尤其发达。为了发展西北陆上的商业贸易，隋炀帝派裴矩驻于张掖，“监诸商胡互市，啖之以利，劝令人朝。自是，西域诸蕃，往来相继”。当时以敦煌为总出发点的西北陆上交通贸易通道有三条：一是“北道”，在天山北路，从伊吾经蒲类海、铁勒部、突厥可汗庭，渡北流河水，到拂菻（叙利亚）；二是“中道”，即天山南路北道，从高昌、焉耆、龟兹、疏勒，过葱岭，又经鏖汗、苏对沙那国、康国、曹国、何国、大小安国、穆国，到达波斯；三是“南道”即天山南路南道，从鄯善、于阗、朱俱波、喝盘陀，越葱岭，又经护密、吐火罗、挹怛、帆延、漕国，到达北婆罗门（印度北部）。其中北道和中道到达拂菻、波斯等西亚、欧洲各国，是历史上着名的“丝绸之路”。东南海路，主要是与南洋诸国以及日本、朝鲜半岛的贸易往来。南海是海上贸易的重要城市，这里“多犀象、瑁、珠玑，奇异珍玮，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”。不仅是进出南海诸国的最大口岸，也是通往西亚、欧洲海路上的主要港口。 [163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