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24章 林庆业投奔大明(第2页)

 刘云龙又问陈洪谧：“豆类的种植时间改了吗？”

 陈洪谧说道：“蓬莱、黄县的豆类种植时间已改了，其它地方得慢慢改，不能急于求成。”

 范景文说道：“有的时候，农民的习惯顽固的很，一下子很难改变。”然后，对朱由检说道：“皇上，既然用了化肥有那么多好处，生产化肥的铺坊是不是也该免税或减税？”

 李邦华也说道：“皇上，造福百姓的化肥厂，就别再收税了。”

 刘云龙说道：“不交税是不对的，不过可以适当减低税率。化肥厂成本减少后，农民购买化肥的支出也少了，他们会更愿意买化肥。”

 朱由检听后，对范景文、李邦华、张国维、冯元飚等说道：“等到了南京，让户部重新订立税制。”

 范景文等忙说道：“遵旨。”

 历史上，尽管崇祯十二年（1639年）出版的徐光启《农政全书》早已推荐种植土豆，但崇祯年间中国北方几乎没有种植土豆，一直到了康熙二十一年（1682年）的《畿辅通志》中才有“土芋，一名土豆，蒸食之后如番薯”这样的记载，康熙二十四年（1685年）的《宛平县志》中第一次提到了“地豆”（即土豆）。因京津地区将土豆称为“香芋”，山东的土豆又是

从京津引进的，故乾隆七年的《威海卫志》中才记载有“近有种香芋者......”，也就是说山东、登莱到了乾隆年间才开始种植土豆。

 山东、登莱在崇祯年间也没有种植玉米。登州府有玉米种植的最早记载是清顺治年间的《招远县志》，“玉蜀黍即玉高粱，有五色，田畔园圃间艺之”，说明此时在登州府玉米还是一种稀有植物，种植范围仅限于园圃之地，并没有大面积推广种植。一直到了道光年间，《荣成县志》上才记载“近年渐种玉粟”，说明玉米的种植还处于推广阶段。至光绪年间，《文登县志》才记载，“六谷之外，高田多包谷，洼田多稷，终岁之计，二者居其半焉”，说明登州大面积种植玉米是从清末才开始的。

 崇祯年间山东、登莱各府也没有种植红薯，甚至乾隆年前的登州各县县志都没记录，一直到了乾隆年间的《威海卫志》中才记载“今有种蕃蓣者”，并说“蕃蓣，近自闽来，滋息遂繁”，说明登州府的红薯种植最早还是起始于乾隆年间，光绪年间，《文登县志》记载“番薯，明初来自外洋，今竞种之，山田沙土无不蕃育，所获可抵良田，俗名地瓜”，说明红薯与玉米一样，也是到了清末才成为登州府大面积种植的农作物。

 因此，进入清朝后，随着北方推广种植土豆、玉米、红薯，中国的人口才出现了爆炸性增长。

 到了1933年，根据民国政府的统计，原登州府境内的荣成、文登、威海、牟平、福山、蓬莱、黄县、招远、栖霞、莱阳、海阳等11个县，总农作物种植面积为1167.6万亩，种植红薯的土地面积为65万亩，种植比例为5.6％，红薯的产量为649.2万担（亩产9.98担，即998市斤\/亩）；种植玉米的土地有206.2万亩，种植比例为17.7％，玉米产量为333万担（亩产1.61担，即161市斤\/亩）。民国还没推广使用化肥，玉米的亩产量已超过了麦子的亩产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