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20章 两晋(第3页)
1. **官吏俸禄制**:为了澄清吏治并巩固统治,孝文帝实施了官吏俸禄制,规定官员按季领取俸禄,并严禁贪污。俸禄以外贪赃满一匹绢布的处死。
2. **租调制**:与均田制相适应,孝文帝推行了新的租调制,规定一对夫妇每年向政府缴纳一定数量的租调,减轻了农民的负担,同时增加了国家收入。
3. **迁都洛阳**:为便于学习和接受汉族先进文化,加强对黄河流域的统治,孝文帝将国都从平城迁至洛阳,加速了北魏政权的封建化进程。
4. **改革官制**:孝文帝对官制进行了改革,按照家世、官爵等标准,将鲜卑贵族定为姓、族,使鲜卑贵族与汉士族得以进一步结合。
5. **汉化政策**:孝文帝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措施,包括易服装、说汉话、改汉姓、通婚姻、改籍贯、行汉制、崇儒学等,促进了民族融合。
6. **尊崇孔子**:孝文帝迁都洛阳后,修建孔庙祭孔,给予孔子后裔土地与银钱,以示尊崇。
7. **整顿吏治**:孝文帝对官员的选拔和考核进行了整顿,严格了任职的履历和门第要求,年度考核优秀者越阶进品,下等者则贬官受罚。
8. **军事改革**:孝文帝建立了新的军事组织,将军队与农民结合起来,实行兵农合一制度,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和农业生产效率。
这些改革措施不仅促进了北魏时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,还为后来的隋唐统一和繁荣奠定了基础。
两晋时期的手工业发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:
1. **官府手工业**:官府手工业是两晋时期手工业的主要部分,生产规模大,产品种类多,工艺水平高。官府手工业主要由无偿劳动的工匠、官奴婢、徒隶和战俘构成,尤其是女工。官府手工业分中央及地方两级,各设有专职机构主管。官府手工业的重点包括冶铁、丝织、制盐、造船和酿酒等。
2. **冶铁业**:冶铁是两晋时期官府手工业的重点,主要生产兵器以及民用的农具和日用铁器。中央政府所在地设有“东冶”、“西冶”,规模大,技术水平高。
3. **丝织业**:丝织业是官府手工业的另一项主要部门,北朝官府丝织业在京城设置大型作坊,并在产丝地或丝织业发达地区设作坊生产丝织品。南朝丝织业虽不及北方发达,但也有官府丝织作坊。
4. **制盐业**:制盐业为官府所控制,产品成为政府专卖品。
5. **造船业**:造船业是南朝的重要官府手工业之一,官府造船业规模宏大,技术先进,能建造大型船只和战舰。
6. **酿酒业**:官府设有酿酒作坊,酒曾列入政府专卖商品。
7. **民间手工业**:由于市场经济萎缩,民间手工业缺乏发展的条件,各业多呈停滞不前状态,唯丝织业保持一定的发展势头。北方丝织业发达地区的生产技术传统得以保持,北魏统一北方后,采取积极扶持丝织业的政策。
8. **其他手工业**:包括服饰、制车、食品加工等,虽有私营作坊,但规模有限,对市场经济影响不大。
两晋时期的手工业发展总体上是缓慢的,并且发展不平衡。官府手工业由于战争需要大量武器而发展较快,而民间手工业则因战争影响和手工业政策的制约而发展缓慢。
两晋时期民间手工业的发展状况和特点如下:
1. **发展缓慢**:由于长时间的战争和市场凋零,商品流通受阻,民间手工业生产随战局及市场的变化而变化,发展缓慢,有时甚至出现倒退状态。
2. **丝织业相对发展**:尽管民间手工业整体发展缓慢,但丝织业却仍保持一定的发展势头,特别是在北方原本丝织业发达的地区,生产技术传统得以保持。
3. **酿酒业**:在北魏时期,民间酿酒业也较为兴盛,如洛阳大市之西有“退酤”、“治觞”二里,里内之人以酿酒为业,表明当时洛阳民间酿酒业之盛。
4. **自给自足**:民间手工业多处于自给自足状态,由于市场经济萎缩,民间手工业缺乏发展的条件,各业多呈停滞不前现象。
5. **私营作坊**:尽管存在私营作坊,但规模有限,对市场经济影响不大,与官府手工业相比,民间手工业的发展较为有限。
6. **技术传承**:在一些技术领域,如丝织和酿酒,传统技术和工艺得以传承和发展,即使在战乱的背景下也保持了一定的活力。
7. **政策影响**:北魏统一北方后,对丝织业采取积极扶持的政策,为恢复和发展丝织业创造了条件。
总的来说,两晋时期民间手工业的发展受到了战乱和市场经济萎缩的严重影响,但某些行业如丝织和酿酒业仍有一定的发展。
两晋时期的商业发展呈现出一些独特的特点和趋势:
1. **商业活动范围的紧缩**:由于官府手工业生产领域的扩大,官府所需商品多能自给自足,导致民间工匠需为官府作坊服役,影响了社会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的范围。
2. **畸形发展的商业**:西晋时期,商业活动主要迎合统治阶级对奢侈品的需求,呈现出畸形发展的状态。
3. **南北商业发展的不平衡**:南方由于相对安定的环境和水运便利,商业活动比北方更为繁荣。南方的商业中心如建康(今南京)、江陵(今荆州)等城市商业活动兴盛,而北方则因战乱频繁,商业发展较为迟缓。
4. **草市的兴起**:南朝时期,城市郊区出现了非正规的集市场所,称为“草市”,反映了城乡商业交往的频繁和商品经济的渗透。
5. **对外贸易的发展**:东晋南朝时期,海上对外贸易较为发达,广州、交州(今越南北部和广西南部)成为重要的外贸港口,与大秦(罗马帝国)、波斯、印度等国家有贸易往来。
6. **货币制度的紊乱**:两晋时期,货币制度混乱,影响了商业经济的正常发展。
7. **商业与政治的紧密联系**:北魏孝文帝时期,商业与政治联系紧密,商业活动受政治影响较大。
8. **商业税收成为政府收入来源**:东晋南朝时期,商业税收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。
这些特点反映了两晋时期商业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,以及南北之间商业活动的不平衡性。
两晋时期的货币制度紊乱对商业经济产生了显着影响:
1. **通货紧缩**:两晋时期,政府长期不铸造新货币,导致货币流通量严重不足,出现了通货紧缩现象。这种紧缩导致货币的购买力下降,商品价格上升,商业交易变得困难。
2. **货币质量下降**:由于缺乏有效的货币管理政策,市场上流通的货币质量参差不齐,私铸货币盛行,导致货币贬值,进一步加剧了商业交易的不稳定。
3. **以物易物**:由于货币制度的不稳定,许多交易不得不回归到以物易物的原始状态,这无疑增加了交易的复杂性和成本,限制了商业的发展。
4. **商业活动受限**:货币的不稳定直接影响了商业活动的规模和范围。商人和消费者在面对不稳定的货币价值时,往往会减少交易,导致商业活动萎缩。
5. **社会经济结构影响**:货币制度的紊乱不仅影响了商业,还影响了整个社会经济结构。由于货币价值的不确定性,人们更倾向于囤积物资而非进行投资或消费,这导致了经济的进一步衰退。
6. **地区间经济差异**:由于不同地区货币流通状况的差异,导致了地区间经济交流的障碍,影响了商品和资本的流动,加剧了地区间经济的不平衡。
7. **社会阶层矛盾**:货币制度的不稳定还加剧了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。由于货币贬值,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,而普通百姓的生活则变得更加困难,这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和动荡。
总的来说,两晋时期的货币制度紊乱对商业经济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,这些影响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,还波及到了社会的其他方面。
【注:摘自百度百科:
晋朝(266年—420年),是中国历史上的朝代,分为西晋与东晋两个时期。其中西晋为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王朝,两晋共传十五帝,共一百五十五年。
司马氏在三国时期为曹魏世族,高平陵事变后,司马懿开始掌握魏国政权 [7]。265年十二月 [88](266年2月)司马炎篡魏,改国号为晋,定都洛阳,即西晋。280年,西晋灭东吴,完成统一。西晋经历八王之乱后,元气大伤,加速了崩溃。 [86]313年,晋愍帝迁都长安,316年,西晋被匈奴人灭亡。而内迁少数民族乘机举兵,造成五胡乱华,大量百姓与世族南渡。317年,皇族司马睿和过江的世家大族,建立起侨寓的东晋政权。 [87]北方是由五胡建立的十六国。东晋曾多次北伐中原。383年东晋与前秦淝水之战后,东晋以少胜多,得到暂时巩固。420年,刘裕建立刘宋,东晋灭亡。 [1-2]
西晋承袭曹魏领土,统一后占有蜀汉、孙吴疆域。东晋随其疆域的变化而有增减,北界主要在秦岭淮河一线。两晋政治体制为世族政治, [3]是隋唐的三省六部制的基础。 [4]晋朝时期的农业、商业、手工业等相比较三国时期也有了进一步发展。
晋朝时期北方南迁的大量汉人将生产力与先进技术带入江南,进一步开发了江南地区。晋朝在哲学、文学、艺术、史学、科技等方面有新的发展。两晋文化走向多元发展,是文化开创、冲突又融合的时代。由于儒教独尊地位被打破,文化及科技出现革新。思想有由本土发展的玄学、道教及由印度东传的佛教。边疆民族的草原文化与晋朝的中华文化逐渐展开文化交流,民族融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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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汉末年,曹魏、蜀汉、孙吴争夺天下,形成三国相争的局面。公元249年曹魏太尉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控制了朝政,从此曹魏大权逐渐落于司马氏之手。公元263年司马懿之子司马昭发动三路大军灭蜀,265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即晋武帝迫使曹魏禅让称帝,定国号为晋,史称西晋。司马炎于公元279年发动晋灭吴之战,至此西晋完成了华夏一统。西晋末年流民起义是晋元康六年(296年)至建兴三年(315年),各族流民反抗西晋王朝的起义战争。流民起义爆发的社会根源是代表世族地主利益的政权,豪强大族在前此镇压黄巾起义的血泊中和由于他们彼此的撕杀火并,加强了权势;而广大农民则多沦为隶属于他们的“客”和“部曲”;或者被强制地束缚在国家的土地上。在这场浩浩荡荡的流民起义中,各地流民起义虽然没有走上联合的道路,但各支起义队伍顽强奋战,沉重地打击了西晋的腐朽统治,加速了其灭亡过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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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峻、祖约之乱,又称苏峻之乱,是东晋成帝年间发生的一次大规模叛乱,爆发于咸和二年(327年),由历阳内史苏峻发起,联结镇西将军祖约以讨伐庾亮为名起兵进攻建康。于次年攻破建康执掌朝政,庾亮则与江州刺史温峤推举征西大将军陶侃为盟主,建立讨伐军反抗苏峻,同时三吴地区亦有义兵起兵。乱事于咸和四年(329年)随苏峻于前一年战死和余众陆续被消灭而结束。苏峻、祖约既是朝廷命官,又是各自所统流民之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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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敦之乱,又称王敦之叛,是东晋初年发生的一场动乱,爆发于晋元帝永昌元年(322年),结束于晋明帝太宁二年(324年)。由出身琅琊王氏的权臣王敦所发动,以诛刘隗为名进攻建康,并击败朝廷军队。后自任丞相,诛杀周顗等人,并在武昌遥控朝廷。晋元帝死后,明帝继位,王敦意图夺位,但明帝已准备反击王敦。同时王敦亦患病,面对明帝的讨伐,只得由兄长王含与部下将领钱凤等领军与朝廷军队作战,但最终失败。王敦亦在战事期间病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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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王与马,共天下”是说东晋时期琅琊王氏家族与当时皇室力量势均力敌,当时百姓称之为“王与马,共天下”。司马睿从东渡到登基,主要依赖了北方大族琅琊(今山东省临沂市)的王氏家族王导、王敦兄弟的大力支持。在此期间,王导主内,位高权重,联合南北士族,运筹帷幄,纵横捭阖,政令己出。王敦主外,则总掌兵权,专任征伐,后来又坐镇荆州,控制建康。 朝中官员75%以上是王家的或者与王家相关的人。但司马睿对王导始终十分尊敬,称王导为“仲父”。历元、明、成三朝,王导的地位一直十分崇高。成帝给王导的手诏总是用“惶恐言”“顿首言”“敬白”之类的语言,他还亲自驾临王导的府邸,礼敬王导的妻子。正月初一王导上朝时,成帝都要起立相迎。“王与马,共天下”的典故有着实际的历史含意,反映了东晋门阀政治的特殊背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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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公元前2070年-约公元前1600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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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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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文名
晋朝
外文名
the tsin dynasty
别 名
晋、司马晋、两晋
时间范围
266年2月 至 420年
首 都
洛阳、建康
主要城市
长安、冀州、并州、青州、扬州等
货 币
圆形方孔钱
人口数量
3500万(300年),1746万(五世纪初) [5]
主要民族
汉族、鲜卑、匈奴、羯、氐、羌
主要宗教
儒教、佛教、道教
国土面积